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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医学发展历程
从远古到现代，伴随人类的生存繁衍，医学探索疾病发生和发展规律，研究疾病预防和诊疗对策。 在远古蒙昧时代，先民在与自然灾害、猛兽、疾病的斗争中开始了医疗保健活动，逐步发现了一些可以治疗疾病的药物和疗法，在生与死中不断积累经验，逐步形成了原始的经验型医学知识。我国古代文献《帝王世纪》记载了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六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司马迁的《史记》和朱熹的《纲鉴》记载了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通鉴外纪》记载了黄帝所创之医，“乃上穷下际，察五色，立五运，洞性命，纪阴阳，咨于岐伯而作《内经》。”战国至秦汉时期，历代许多医家广泛收集整理当时积累的医疗经验和思想，不断丰富增补汇集而成《黄帝内经》，这 是我国古代经验型医学理论的代表文献。
“医生”职业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产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Cos，约公元前460—公元前 377，古希腊名医）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弟子和后人整理汇集他的医学著述并融入同时代其他古希腊医界论著而成的《希波克拉底文集》（Corpus Hippocraticum）， 集中代表了古希腊时期的经验型医学理论，为西方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世纪的欧洲曾出现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经过严格隔离才停止蔓延，这促进了“医院”的设立。1628年，哈维（William Harvey， 1578—1657，英国医生）发表《动物心脏与血液运动的解剖研究》，论述了血液大循环理论。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理论，与哥白尼的“日心说”一起， 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开始。近代科学注重实验，从人类早期的经验型医疗知识的积累，发展为机械自然观方法论指导下的实验科学体系。例如，维萨利（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比利时医生）在人体解剖的实验基础上发表了《论人体结构》，马尔比基（Marcello Malpighi ，1628-1694，意大利解剖学家、医生）和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 1632—1723，荷兰显微镜学家、微生物学家）发现了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19世纪后，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和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德国医生、细菌学家）在一系列微生物学实验的基础上，确立了“微生物导致传染病”的理论。
19～20世纪，现代医学开始分化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以及预防医学，并进一步细化，更加专业。基础医学是研究人的生命和疾病本质及其规律的自然科学，主要采用实验手段，所研究的各种规律为其他应用医学所遵循。预防医学以人群为研究对象，主要探索疾病在人群中发生、发展和流行的规律及其预防措施，帮助制定公共卫生策略，以达到预防疾病和增进健康的目的。临床医学是研究人体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及其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和预后的科学，其直接面对疾病和病人，是医学中侧重实 践活动的部分。
内科学是临床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面广，整体性强，所论述的内容在临床医学整体的理论和实践中有普遍意义，是临床医学各学科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内科学所涵盖的研究和诊治范围不断拓展。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的亚专科不断涌现，包括呼吸病学、心血管病学、消化病学、肾病学、血液病学、内分泌病和营养代谢病学、风湿病学、神经病学、传染病学、精神病学、老年医学等。
（二）现代内科学的演变
1.社会发展和疾病谱变化对内科学的影响 医学的发展与社会演化和科技进步密切相关。20 世纪上半叶之前，威胁人类生命最主要的疾病是传染性疾病。历史上曾出现多次鼠疫、霍乱等急性重 大传染病大流行，其传染性强、流行面广、迅速致命的特点造成亿万人死亡。即使慢性传染病如疟疾、 结核等也给人类造成了持续、巨大的生命和物质损失。因此，早期内科学亟需要解决的是诊治传染性 疾病占主要地位的疾病。
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针对传染病新的预防和治疗手段层出不穷，各种疫苗、抗生素以及化学药物的出现使大部分传染病逐步得到了控制。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于1979 年宣布天花在全球范围内被消灭。虽然传染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防控，但新的全球健康问题随之而来，那就是与社会和自然环境变迁、人类寿命延长、生活水平提高、不良生活方式泛滥以及心理行为密切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以及其他慢性病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的疾病类型。WHO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世界估计5600万人死亡，其中68%由非传染性疾病导致，比2000年的60%
有所上升，四类主要非传染性疾病分别为心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以及慢性肺部疾病；从具体病种来看，目前全球范围造成死亡的三大最主要疾病依次是缺血性心脏病、脑卒中以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因此，诊治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现代医学以及内科学的首要任务。
2.生命科学、基础医学和临床流行病学的发展对内科学的促进作用 影响现代内科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生命科学、基础医学和临床流行病学的发展。生命科学和基础医学对人类自身生命本质的认识，对内科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的深入阐明，促进了内科学对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解，进而丰富了治疗手段。例如，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对异常血红蛋白病的认识从过去的遗传病发展到现在的血红蛋白分子病，同时也使血红蛋白病的产前和基因诊断得以在临床实施。在内科疾病诊断技术的发展中，细胞和分子生物学扮演了重要角色。高效液相层析、放射免疫和免疫放射测量、酶学检查技术、酶联免疫吸附测定、聚合酶链反应、生物芯片等技术的建立，使测定体液或组织中 的微量物质、免疫抗体、微生物DNA或RNA等成为可能，大大提高了疾病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例如，高敏肌钙蛋白的测定使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时间大大缩短，血乙肝病毒DNA载量的测定为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提供了重要参考，等等。医学、生命科学与物理学、化学、数学、机械工程等多学科交叉研究促成了多排螺旋CT、磁共振、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等辅助检查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使疾病的影像诊断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同时，临床流行病学的建立和发展也极大改变了内科学的面貌。临床流行病学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是建立在临床医学基础上的一门关于临床研究的设计、测量和评价的方法学，以患病群体为研究对象，将流行病学、统计学、临床经济学以及医学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结合在一起探索疾病的病因、诊断、治疗和预后的规律。
基于生命科学、基础医学和临床流行病学的发展，临床医学远离了古代经验型医学的范式，形成了循证医学体系。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是指在临床研究中采用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及多中心研究的科学方法，系统地收集、整理大样本研究所获得的客观证据作为医疗决策的基础。循证医学保障了临床医疗决策基于科学实验的数据支持，避免了过去仅依据医生(即使是最有经验的优秀医生)个体经验积累来进行医疗决策时可能发生的偏见和失误。循证医学在日常医学实践中已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临床诊疗的实践需求导致大量实践指南的循证医学出版物发行，在这些正式出版的诊疗指南中，对某一诊疗措施，如果已经有多个大规模前瞻性双盲对照研 究得出一致性的结论，则证据水平最高，常被列为强烈推荐；如尚无循证医学证据，仅为逻辑推理，但已被临床实践接受的则证据级别水平为最低，常被列为专家共识或临床诊治参考。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循证医学研究的结论或者诊疗指南的推荐，都只能是给临床医生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不能作为临床医疗决策的唯一依据，更不能忽视临床医生对于每一个具体病人认真的个体化分析。
3.医学思维的演变 人类的医学思维是在医学研究和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观察与处理医学领域相关问题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是人们处理医学问题时所遵循的总原则，反映了特定时期人们认识健康和疾病及其相互关系的哲学观点，影响着这一时期整体医疗活动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医学思维伴随着科技文化的不断发展、疾病谱的演变，以及人们对医学科学认识的逐步深入而变化。从远古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先后经历了神灵主义的医学模式、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机械论的医学模式以及生物医学模式。
现代医学诞生以来，生物医学模式把疾病的诊治对象作为生物自然人个体对待，使人们对疾病的机制和医治方法的认识不断深入，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更加有效，极大促进了现代医学的发展。但是，这一模式本身的缺陷也不断暴露，尤其是“心身二元论”的观点使人们忽视了人的生理、心理以及诸多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致使诸多疾病仅从生物学角度难以解释，单纯依靠生物学手段也难以达到理想疗效。1977年，美国George L. Engel教授在Science杂志撰文，评价了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提出应该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整体看待健康与疾病问题，既要考虑到病人自身的生物学特性，还要充分考虑到有关的心理因素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医疗工作从以疾病为主导转变为以健康为主导，从以医疗机构为基础转变为以社会为基础，从主要依靠医护人员和医学科技转变为需要全社会、多学科共同参与；卫生保健不仅面向个体更要面向群体，疾病防治的重点不仅是躯体疾病，也要重视与心理、社会和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的疾病。新的医学模式的提出和建立，使医疗工作发生了从局部到全身、从个体到群体、从医病到医人、从生物医学到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的跨越，这对包括内科学在内的整个医学领域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指导意义。
(三)21世纪内科学的机遇和挑战
1.转化医学、整合医学的兴起给内科学带来新的机遇 过去半个多世纪，生物医学的基础科学探索取得长足进展，但人们却在追问，发表了那么多高质量的论文，发现了那么多关于人类自身的新知识，为什么疾病依旧肆虐、病痛仍未解除。转化医学概念由此诞生。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不是新兴的单一学科，而是一种状态、一个平台，甚至是一种理念，指从实验室到临床(bench to bedside)、从临床到实验室(bedside to bench)，联系基础——临床——基础的重要途径，联合基础医学研究者、医生、病人、企业甚至政府，帮助实验室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的产品与技术；帮助来源于临床的观察促进实验室更深入全面认识疾病、进行更优化的实验设计。它的目的是促进基础研究、提高医疗水平、解决健康问题。药物研发、分子诊断、医疗器械、生物标志物、样本库等都属于转化医学的范畴。
医学思维模式由神灵主义变迁为今天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历经了整体-局部-整体过程，尽管含义已有所不同，但对人本和疾病的关注从没有停止。在许多国家，多种医学学说并行。比如我国，中医、西医并存，中医关注脏腑经脉学说，西医目前仍以分科为基础。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病人数量呈井喷式增长，他们往往同时患有多种疾病，多种病理机制共同作用，使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难度显著增加。整合医学(integrated medicine)应运而生，指在理念上实现医学整体和局部的统一，在策略上以病人为核心，在实践上将各种防治手段有机融合。它将医学各领域最先进的知识理论和临床各专科最有效的实践经验有机整合，并根据社会、环境、心理进行调整，使之成为更加适合人体健康和疾病治疗的新的医学体系。
整合医学的核心是团队合作、多科合作，全程关注。对慢性病病人，比如2型糖尿病病人，医生不仅要提供单次就诊意见，给予降糖治疗处方，还需要了解病人的遗传背景和生活方式，评估心、肾、血管等多处靶器官的状态，全程指导疾病二级预防。随着病人疾病状态的变化，医生随时给予诊疗方案变更，推荐病人接受其他专科诊疗。
2.“互联网+”、大数据与精准医疗背景下的内科学 “互联网+”指利用新型互联网技术来促进传统行业的发展，不仅是传统行业本身技术和业务的创新，更是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互联网+医疗”的具体形式可有：移动医疗、远程医疗、电子病历、医疗信息数据平台、智能可穿戴医疗产品、信息化服务等。
互联网、云计算、超强生物传感器、基因组测序等创造性力量喷涌而出，爆炸的数据通过云服务器集群实现无限大的计算存储能力，这些来源多样、类型多样、具有潜在价值的数据群称为“大数据”， 将在医学的各方面，诸如临床研究分析、临床决策制定、疾病转归预测、个体化治疗、医疗质量管控等发挥巨大的作用。Framingham心脏研究堪称医学史上的丰碑，它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心血管病学队列研究，为心血管流行病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近年来，Framingham心脏研究已进入对第三代人的观察，加入了遗传学和基因组学，在不断增加的大样本人群中进行了全基因组DNA测序，希望帮助了解人类基因组常见遗传变异与疾病的关联。部分研究者认为，大数据时代医生的日常诊疗已伴随产生大量病人信息数据，如果与他们的基因组学相结合，与他们的其他个人资料相结合，利用信息分析技术，完全可以产生有相当价值的医学信息，甚至可以部分替代传统的医学研究模式。
2015清华大学精准医学论坛提出，精准医学指“集合现代科技手段与传统医学方法，科学认知人体机能和疾病本质，以最有效、最安全、最经济的医疗服务获取个体和社会健康效益最大化的新型医疗”。简言之，根据个体情况量身定制个性化治疗方案，“个性化医疗”+遗传检测+靶向治疗。精准医学已经广泛应用于肿瘤靶向治疗和遗传病诊断。通过基因测序找到肿瘤病人基因突变的靶标，给予靶向药物，监控相关肿瘤标志物的变化，结合高分辨影像学检测，精确跟踪治疗效果，并随时调整方案。对基因突变病人，精准治疗甚至可以代替传统的“地毯式”放化疗。不仅治疗效率明显提高，也可避免严重的放化疗毒副反应。例如：吉非替尼是一种选择性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可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加速肿瘤细胞凋亡。它用于EGFR19/21外显子突变的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病人，可显著改善病人的生存质量。
3.人工智能+医疗的新发展 1956年，美国达特茅斯会议(Dartmouth Meeting)上一批著名科学家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探索用计算机模拟人的智能，让机器像人一样认知、思考、学习和工作。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研究目的是了解人类智能的实质，并设计制作出与人类智能相似的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和专家系统等。人工智能的科学研究经历了60多年的漫长探索，21世纪后，由于云计算、大数据等软硬件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进入空前高潮，正在掀起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新的革命性变化，也将对医学产生革命性影响。
2017年，斯坦福“人工智能百年(AI100)”专家小组(非营利性项目AI Index)公布了一项AI指数报告，评估人工智能在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理解等方面全面逼近人类能力。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包括：人工智能辅助诊疗、人工智能辅助影像技术、智能医疗导诊专家系统、人工智能辅助药物挖掘研发、智能健康管理(诸如疾病风险识别、虚拟护士助理、精神健康顾问、远程在线问诊、健康干预、基于精准医学的健康管理等)。目前，最成熟、最突出的实例是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和人工智能辅助影像技术。
人工智能用于医学诊疗中，让计算机“深度学习”专家医生的医疗知识和经验积累，模拟医生的思维和诊断推理，从而提供可靠性较高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人工智能诊疗系统融合了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认知技术、自动推理、机器学习、信息检索等技术，大数据搜集、分析、评价，快速给出诊疗决策。目前，世界上最成熟的医疗系统，可以在17秒内阅读3469本医学专著、248 000篇论文、69种治疗方案、61 540次试验数据、106 000份临床报告，每天跟进5000项最新的医学研究成果，同时能够正常接诊。美国多家医院使用其提供辅助诊疗服务，服务的临床病种包括乳腺癌、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膀胱癌、卵巢癌、子宫癌等多种癌症。2017年世界癌症日(2月4日)，该医疗系统第一次在我国 “出诊”，仅用10秒就开出了癌症处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