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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子老
本学期我们一起学习研究《内经》一书的重要篇章。在讲述具体内容前，先大体介绍一下该书形成的年代、书名来历及大致的主要内容。
一、《内经》的成书年代
《黄帝内经》之名，在现存的所有史书中，最早出现于《汉书·艺文志》，其上记载有《黄帝内经》十八卷。班固在写《汉书》时，将目录类统归于《艺文志》下。医药类书目又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小类，共记录医学文献868卷，其中“医经”类七家，共216卷，名目如下：《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经》二十五卷。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内经”一名本不专指《黄帝内经》，但由于其它医书均以轶失，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内经》就专指《黄帝内经》而言。
关于其成书年代，至目前为止，仍是众说不一，没有统一的结论。对于我们从事临床工作的医生，没有必要去做考据性的工作，掌握几种主流的观点就可以了。关于其成书时间，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种认为是黄帝时书；一种认为是春秋战国及秦汉之际的著作；另一种认为是汇编成书于西汉时期。
主张《内经》为黄帝时书者，多为医家。公元三世纪，魏晋人皇甫谧据《针经》、《素问》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古医书编纂了《针灸甲乙经》，他在书序上说：“《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又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皆黄帝岐伯选事也。三部同归，文多重复。”《针经》，原称《九卷》，后又有《灵枢》等名。“皆黄帝岐伯选事”，即认为三部书都是黄帝和岐伯的医论。其书自然是黄帝时作。还有唐人王冰，宋人史崧皆宗皇甫氏之说，对《内经》是黄帝时书深信不疑。世人确信《内经》为黄帝时书，究其原因，除他们不谙考据外，与受崇古尊经思想的支配也不无关系。
认为《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或称周秦之间的，以文史学者居多。如宋代的理学家邵雍和二程兄弟（程颢、程颐），史学家司马光等，率先对《内经》是黄帝书提出了质疑。程颢说：“观《素问》文字气象，只是战国时人作，谓之三坟书则非也。”（《二程全书》）司马光说：“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终日坐明堂，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周秦之间，医者依托而取重耳”。（《传家集•书启》）。此后元、明、清各代学者皆踵之而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黄帝素向》原本残阙，王冰采《阴阳大论》以补之。其书云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必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故贯通三才，包罗万变。”清代医家魏荔彤也明确指出：“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人所为，而托于上古。文顺义泽，篇章连贯，读如俨如《礼经》也。
认为《内经》成编于西汉者，既有古代学者，更多的则是现代学者。明代学者郎瑛说：“《素问》文非上古，人得知之。以为即全元起所著，犹非隋唐文也。惟马迁刘向近之，又无此等义语。宋•聂吉甫云，既非三代以前文，又非东都以后语，断然以为淮南王之作。予意《鸿烈解》中，内篇文义，实似之矣，但淮南好名之士，即欲籍岐黄以成名，特不可曰述也乎。成医卜未焚，当时必有岐黄问答之书，安得文以成耳。”日本人丹波元简力主《内经》为汉代人所撰：“此书实医经之最古者，迨圣之遗言存焉。而晋皇甫谧以下，历代医家断为黄歧所自作，此殊不然也……汉之时，凡说阴阳者，必系之黄帝。《淮南子》云：‘黄帝生阴阳’又云：‘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此经设为黄帝岐伯之问答者，亦汉人所撰述无疑矣。方今医家，或牵合衍赘，以为三坟之一，或诋毁排斥，以为赝伪之书者，俱失焉。”（丹波元简《素问识•素问解题》）这些说法虽有理，但论据仍嫌不足。
二、《内经》书名的含义
《内经》书名冠以“黄帝”，当是一种崇古假托，也是汉代的时尚。关于“经”字的含义，《说文》：“经，织也。”即布帛的织线为“经”字的本义。陆德明《经典释文》又释为“常也，法也，径也”，即“规范”，当为引申义。古书称“经”者，有《诗经》、《书经》、《易经》、《道德经》等，医书除《内经》外，还有《神农本草经》、《难经》、《中藏经》等，皆为示人以规范的重要典籍。
《内经》之“内”字是与“外”字相对而言。如《汉书·艺文志》所载书目就有内经、外经多种。正如丹波元胤《医籍考》所说：“内外，犹《易》内外卦，及《春秋》内外传，《庄子》内外篇，《韩非子》内外储说，以次第名焉者，不必有深意。”
关于《素问》书名的含义，各家说法颇不一致。全元起说；“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歧伯也。方陈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问》。”（《新校正》引）马莳、吴昆、张介宾等人则认为，《素问》之义即“平素问答之书”。还有的称“天降素女，以治人疾，帝问之，作《素问》”。皆不足取。而林亿等《新校正》之说似近经旨：“按《乾凿度》云：‘夫有形者生于无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疴瘵由是萌生，故黄帝问此太素，质之始也，《素问》之名，义或由此。”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为古人探讨天地形成所分的四个阶段。《素问》正是从天地宇宙的宏观出发，运用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解释和论证天人关系及人的生命活动规律和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的，确有陈源问本之意，可谓名实相符。若以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的书名而论，则就更近于“太素者，质之始也”的说法了。
对《灵枢》书名的解释，歧义也多。马莳认为本书是医学的门户，故解云：“医无人门，术难精诣……谓之曰《灵枢》者，正以枢为门户，阖辟所系。而灵乃至圣至元之称。此书之切，何以异是。”张介宾则从医学效应解：“神灵之枢要，谓之《灵枢》。”不过，须知《灵枢》之名在文献上首见于王冰《黄帝内经素问》中，王冰将《针经》称为《灵枢》，可能与其崇信道教有关。正如丹波元胤所说：“今考《道藏》中，有《玉枢》、《神枢》、《灵轴》等之经，而又收入是经，则《灵枢》之称，意出子羽流者欤！”羽流，指道士，即指道号启玄子的王冰而言，此说有一定道理。三、《内经》的流传
按《七略》及《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曾以十八卷本与《黄帝外经》等医经七家一并传世。《七略》之后至东汉末的一段时间内，《内经》是怎样流传的，史无记载。东汉末张机自述为著《伤寒杂病论》，“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伤寒论·序》）张机所参考的这批古医书中，有《素问》，有《九卷》，有《八十一难》即《难经》，唯未见《内经》之名。然张机接着又列举了古代名医：“上古有神农、黄帝、歧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此中，黄帝、岐伯曾见于《七略》中，黄帝、歧伯和雷公见于《素问》中，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和少师见于《灵枢》中。这表明《素问》可为《黄帝内经》之一部，也表明《九卷》可为《黄帝内经》的另一部（该部书当时无正式书名，以卷数名之）。至魏晋年间皇甫谧也予以印证：“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由亦有所亡佚。”《针经》是皇甫谧为《九卷》所命之名，恐与该书第一篇《九针十二原》中有“先立针经”之语有关。
《素问》与《九卷》（《针经》）自晋以后的流传情况，史料上仍有一些记载可循。《隋书·经籍志》录有“《黄帝素问》九卷”（注云；“粱八卷”），“《黄帝针经》九卷”，说明九卷本《素问》在南北朝时已亡佚一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黄帝素问》八卷，《黄帝针经》十卷，《黄帝九灵经》十二卷（灵宝注）。”《新唐书·艺文志》：“《黄帝针经》十卷，全元起注《黄帝素问》九卷，灵宝注《黄帝九灵经》十二卷，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九灵经》当为《针经》的不同传本。说明至隋唐，《内经》仍以《素问》和《针经》两书分别传世，卷数有少许变化，流传中又有别本新名出现，而《九卷》之旧名，渐从史志及文献上消失了。
历代医家整理《素问》功劳最大的，当推唐代的王冰。他在唐代宗宝应年间，面对残缺不全的八卷《素问》“世本”，对照家藏“张公秘本”，做了大量的补亡、迁移，别目、加字和削繁等工作，使《素问》恢复到八十一篇旧数，重以二十四卷本行世。一般认为，运气七篇和《六节藏象论》中有关运气的一段，皆为王冰补入，其文体与它篇殊不一致。王氏补入运气七篇之后仍缺两篇，即《刺法论》和《本病论》。篇名仅存目录中，后人补出后称为《素问遗篇》。王冰治学严谨，称“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杂糅”。可惜，在后人的传抄中朱墨已经不分了。经过王冰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素问》较完善的本子得以继续流传。至宋代仁宗嘉佑年间，高保衡、林亿等人奉朝廷之命，校勘医籍，对已是“文注纷错，义理混淆”的王冰本，再行考正，“正谬误者六千余字，增注义者二千余条”，并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林亿等的校本，即今之所见《素问》的原型，宋以后的元、明、清各代皆据此进行翻刻，未再改易。明·顾从德影宋刊本《素问》，堪称善本，为今所据。
《灵枢》为《针经》的另一传本，其名在文献上最早见于王冰次注的《黄帝内经素问》序和注中。王氏称：“《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林亿《新校正》则谓：“按《隋书·经籍志》谓之《九灵》，王冰名为《灵枢》。意为《灵枢》之名是王冰据《九灵经》所改。又《新校正》在校注《素问·调经论》王注时还指出：“详此注引《针经》曰，与《三部九候论》注两引之，在彼云《灵枢》而此曰《针经》，则王氏之意，指《灵柩》为《针经》也。按今《素问》注中引《针经》者，多《灵枢》之文，但以《灵枢》今不全，故未得尽知也。”林亿在此提供了这样的信息：(1)《针经》、《九灵经》、《灵枢》实为一书的不同传本。(2)《灵枢》至宋代已非全帙。史实确是这样，《灵枢》传至宋代已是残本，幸有高丽使者于宋哲宗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来华献书，其中就有《黄帝针经》，哲宗于次年正月即诏颁高丽所献《黄帝针经》于天下，使此书复行于世。
北宋末年，由于金兵的南犯和继之而形成的北金南宋的对峙局势，严重地影响了医籍的保存和流传，《针经》等古籍又面临着散佚和失传的厄运。值南宋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锦官（成都）人史崧对《灵枢》进行了认真的整理校核，他在书叙中说：“但恨《灵枢》不传久矣，世莫能究……辄不自揣，参对诸书，再行校正家藏旧本《灵枢》九卷，共八十一篇，增修音释，附于卷末，勒为二十四卷。”卷数与王冰本《素问》相同。史崧校正的《灵枢经》文字，后人未再改动，也成为元，明、清续刻的蓝本。
四、《内经》的主要内容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个部分，共一百六十二篇，分析其中所叙述的内容，约而言之，不外十五个方面。曰阴阳五行，曰五运六气，曰人与自然，曰藏象，曰经络，曰预防，曰病因，曰疾病，曰诊法，曰辨证，曰论治，曰针灸，曰药食，曰方剂，曰护理。其中尤以阴阳五行、人与自然、藏象、经络、病因、辨证、论治、针灸、药食等九个方面最关紧要，所以如滑伯仁、李念莪、汪昂、薛生白等对《内经》的分类，都未能越此范围。
（一）阴阳五行理论
这是《内经》的理论基础，它一方面贯彻了朴素的唯物观点，一方面也体现了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明确指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根源是原始物质的气，事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阴阳二气对抗的矛盾斗争中发展变化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五行学说则利用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及它们之间存在的生克制化关系，说明客观世界内部错综复杂的联系。《内经》里其他内容，无不贯通了这一“阴阳五行”学说。
（二）藏象理论
《内经》对人体生理活动的认识以藏象学说为核心内容。藏象学说并不着重于形体结构的细微剖析，它所揭示的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规律，是立足于生命活体所表现的各种征象来概括和阐释机体内部活动的实际情况；从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把握生命活动的规律。藏象学说以五脏为主体，将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全身组织器官分成五大系统，它们相互之间并不是孤立的，通过经脉的络属沟通，气血的流贯，相互联系，形成统一的整体。
（三）经络学说
经络，是人体通行气血、沟通表里上下、联络脏腑组织器官的一个系统。经络系统，包括了经脉、络脉、经别、经筋、皮部等。经络学说，是研究人体经络系统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与脏腑、气血津液相互关系的学说。经络系统原属藏象学说内容，因其具有相对独立性，故另列叙述。经络系统由四大部分组成，即经脉、络脉、内属脏腑部分、外连体表部分。经脉部分又分为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十乙经别；络脉有别络、浮络、孙络之分；十二经脉各与其本身脏腑有直接络属关系，从而沟通了脏腑之间以及脏腑与经络之间的复杂联系；经络与体表组织之间的联系，主要有十二经筋和十二皮部。另外，《内经》还记载了俞穴的分布，及其在治疗中的应用。经络学说的问世，不仅为针刺技术的推行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在整个《内经》理论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中医理论及临床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灵枢·经脉》说：“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灵枢·经别》说：“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学之所始，工之所止也。”
（四）针灸运用
《内经》记载的的病症很多，但应用药物治疗却很少，全部《内经》只有十三方，主要的治疗方法都是应用针灸。据统计，《内经》中主要论述针灸内容的篇章共57篇(《灵枢》37篇，《素问》20篇)；在以阐述中医基础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篇章里涉及针灸内容的还有11篇(《灵枢》8篇，《素问》3篇)。从地理学的角度阐述了中医各种治法的渊源，较为明确地论述了腧穴的概念及作用，如《灵枢・九针十二原》中说“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所言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在刺则的研究中，《内经》论及了刺有五要、刺调阴阳、刺明补泻、因时而调、因人而刺、刺有深浅等内容。提出了疾徐补泻、开合补泻、提插补泻、捻转补泻、呼吸补泻、迎随补泻的基本原则及手法，为后世针刺补泻复式手法奠定了基础，尤其在取穴法及其他针法方面，其内容十分丰富，如《灵枢・官针》就有九针应九变刺法、十二节刺法、三刺法、五脏刺法等，这些都是值得后世医家重视和深入研究的问题。在辨证思想上，主要以经脉辨证及脏腑辨证为主体，局部取穴亦占一定比例，因此，《内经》的临床治疗部分大多是以针灸治疗某些病症而提出的，同时《内经》又是针灸临床治疗的依据，尤其是随经分证、按经取穴的治疗方法，对后世针灸临床有重大实践意义。
（五）病因学说
《内经》认识到外在自然气候的反常变化和内在情志的刺激，是导致疾病发生的两大重要致病因素，前者称为“六淫”，后者称为“七情”，并根据这些病因的来源不同，将其分为阴阳两大类。风雨寒暑，邪从外人，故属阳；饮食起居失节、情志变动，病由内生，故属阴。《内经》关于病因的阴阳分类，是我国最早的病因分类法，是后世“三因论”分类法的基础。六淫是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感病邪的总称。六淫致病各有其特点，其共同的特点是有季节性，如春季多风，夏季多暑，长夏多湿，秋季多燥，冬季多寒；与地势高低也有关系，如《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七情分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类。在一般情况下属于生理活动的范围，并不足以致病。但若长期的精神刺激或突然受到剧烈的精神创伤，超出了生理活动所能调节的范围，导致人体阴阳气血、脏腑经络的功能失调。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后能否使人发病，发什么病，还与人体内的正气强弱、个体体质特点、精神状态有着重要关系。《内经》提出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者阳必凑之”的重要发病观。强调正气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两虚相得，乃客其形”，正气不足是发病的先导。《内经》还以斧斤伐木为喻，说明了体质与发病的关系。在病机理论方面，《内经》以邪正盛衰、阴阳失调、升降失调阐释病变的基本机理，提出了著名的“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以及“百病生于气”的学术论断。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提出了“病机十九条”作为审察分析病机的示范。至于疾病的传变与转归，《内经》除指出某些“卒发”疾病无明显传变规律外，着重提出了表里相传、循经传变、脏腑相移和循生克次第传变等多种方式，均示人以规矩。
(六)诊法与论治
《内经》诊法的内容包括望、闻、问、切四诊，其中对望色和切脉的论述尤为详细，有很大的实用价值。望诊方面，通过观察面部色泽变化的善恶，可以推断五脏疾病及其预后；通过望形体姿态，可以测知体质的强弱和疾病的轻重。《素问·脉要精微论》指出：“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灵枢·通天》介绍了阴阳五态人的形体特征，进而反映了各种体质的特点。诊脉的方法有遍诊脉法、三部九候诊法、人迎寸口脉诊法以及寸口脉诊法等。还强调诊察疾病必须“四诊合参”。《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说：“见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脉，知其病，命曰神；问其病，知其处，命曰工……故知一则为工，知二则为神，知三则神且明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正所谓“能合色脉，可以万全”。
《内经》论治，包括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内经》提出了一整套治疗理论。例如，倡导“上工治未病”，强调“善治者，治皮毛”的早期治疗观点；治疗的根本目的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从整体观念出发，采用“上病下取，下病上取”，“从阴引阳，从阳引阴”的治则；祛邪必须因势利导，“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提出“治病必求其本”的观点，在分清标本缓急的基础上，要“间者并行，甚者独行”；在治疗过程中要根据季节气候、地区以及人的体质等因素，制订适宜的治疗方案，所谓“圣人治病，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强调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等等。至于具体治法，大致可分为正治法和反治法两大类，正治法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等；反治法如“寒因寒用，热因热用”等。上述治则与治法仍然是今天临床实践应该遵循的准则。
《内经》所记载的治疗方法甚多，如贬石、针刺、灸炕、药物、熏洗、药熨、敷贴、按摩、导引、饮食和精神疗法等。对针刺疗法的阐述尤为详尽，从针具、针刺取效的原理、针刺的手法、针刺的治疗范围、治疗的宜忌以及据病选穴等，均有记载。而关于药物的方剂，全书只有十三方。可见《内经》时代，详于针刺，略于方药。
(七)五运六气说
是以人与天地相应观为指导，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框架，以天干、地支为演绎工具，专门研究自然界天象、气象的变化规律以及天象、气象变化与人类疾病发生和流行的关系的一种学说。运气学说运用干支纪年的推算法，以“甲子”六十年为一周。又将十天干联系五运，十二地支联系六气，由于五运和六气两大系统的运动，形成了六十种气象变化的类型。气象变化直接影响了自然界的生长化收藏以及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流行。运气学说正是根据人“与天地同纪”的道理，将气候、物候、病候置于同一规律进行分析研究，一年一个小周期，六十年一个大周期。既然每年的气候和疾病流行的情况都可以运用运气学说来加以推测，那么在预防疾病和临床诊断治疗方面，也可以以此为重要参考，所谓“必先岁气，无伐天和”。运气学说作为古代的医学气象学，是《内经》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对今天研究医学与气象学的关系有一定借鉴价值。
(八)养生宝命
养生，即保养生命的意思，又称摄生、卫生。《内经》的养生思想极其丰富，基本原则是“顺自然，保正气。”主要观点有：（1）“法于阴阳”。顺应天时，顺应四季气候以养生，保护生机，提倡“春夏养阳，秋冬养阴。”（2）“和于术数”。主张动以养形导引、按摩、气功、无所不包。（3）“食饮有节”。包括饮食和五味不能偏嗜。（4）“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指四季的作息制度与劳逸的适度，以防“过用病生”。（5）“恬淡虚无”，“注意精神调摄。同时已认识到长生不死是不可能的，寿命的极限（即天年）是“度百岁乃去”。并以“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为比喻，说明“病已成而后药之”，“不亦晚乎”的道理，突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思想。
